纪实摄影:一种腐朽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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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要大气不要小气:给老年摄影师的8条建议》一文,“陕西群体”之一、摄影家、评论家潘科前辈深夜发来信息,与我交流“纪实摄影”等问题,遂有此文。感谢潘老师的鼓励和诸多建议,让我得以比较完整地来谈谈什么是“纪实摄影”,并以此作为答复。



—— 文中观点 ——



今天,最好的纪实摄影都是孤魂野鬼,它在黑暗中徒劳地反抗;它不会骄傲地说:我才是“纪实摄影”。这个概念在疯狂的现实面前早已显得苍白无力。我们无话可说,我们谈百姓、谈纪实。今天的纪实摄影纪了些什么?实了些什么?


纪实摄影完全缺乏及物性,对弱势群体的过度关注、对事物和历史环境的深度漠视以及在权力系统中的暧昧关系依然是集体思维、平民思维,不是独具个性的创造性思维;拍出来的照片让人感觉这个国家怎么全是穷苦人,一直都是穷苦人,没有官僚没有富豪,没有权力没有资本,越看越魔幻,真不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

—— 阅读全文 —— 

徐淳刚 | 文



谢谢潘科老师提醒,我也始终在反思自己的观点,有时确实需要碰撞。但是,可能所站位置不同,所想不同。艺术批评已经到了戳不痛不叫批评的地步,这是我的方式。我有时也听好像很细腻的学院派音乐,但我更热爱咱们嘶吼的秦腔还有摇滚。

中国摄影的历史包括大量的影像、文字我都有所阅读,不存在不了解历史。简单来说,我们对“纪实摄影”的理解很不一样。我所说的中国纪实摄影,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一种美学形态,无论官方也好还是你说的反抗者开创者也罢。我强调更有形式美感更有独立精神的摄影美学,而中国纪实摄影直到今天依然局限于集体思维、平民思维,在作品的整体表现上还远远不够。不但不够,连“纪实摄影”这个概念在当下的语境中也显得毫无新意,非常腐朽。

“纪实摄影”是一个翻译概念,很直白,就是纪录现实,即使改成“纪录”、“文献”也没多大意义。但这个概念也很复杂,我们不能局限于从自身的历史经验狭隘地去定义并使用它,也没有人能规定必须从中国纪实摄影“开创者”的意义上去使用它。要谈论它,这首先意味着一种世界摄影历史的眼光。从来都是有伟大的摄影,无论纪不纪实。哪怕就叫纪实摄影,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纪实摄影,这在世界各国都是。比如土门拳和东松照明,几乎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富有力量的客观纪实,一个是极其动荡的主观纪实,完全不同。要谈纪实摄影,首推被誉为“纪实摄影之父”的尤金·阿杰特和其最重要的继承者沃克·埃文斯。他们的摄影都是对时代的伟大洞察,对事物存在的深刻观察。尤其重要是,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迷人的及物性,通过物的映射,同样可以反映时代反映人。这种思想穿越百年影响到现在,例如影响了罗伯特·弗兰克,新地形学,公路摄影,一直到埃里克·索斯,这位被很多中国摄影青年竞相模仿的摄影师。从世界摄影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所谓的“纪实摄影”就没有后来的“景观摄影”,无论法国德国美国还是今天到处都在拉扯景观摄影的中国。不能只谈纪实只谈人,要谈事物、环境、关系、认识,这也是今天逐渐泛滥的景观摄影的本意所在,是对传统纪实摄影的推进或改变。

而中国纪实摄影因为长期身处唯物主义教育的环境等原因,局限于谈历史、人民、平民,在观念和美学形式上都过于单一,很容易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即使它扮演了一个热衷拍摄人民或平民的自由摄影师,它也依然是工具论的美学,在内涵上非常有限。或者说,以摄影家协会为主导的“纪实摄影”本身就代表了最浮泛的“纪录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而你强调的“反抗政府宣传模式、抵制沙龙唯美”的纪实摄影,或者“陕西群体”,依然停留在平民意识,还谈不上独立自由意识,群拍割麦子的农民更谈不上有多少反抗意识。这种摄影的确经受过历史风险和艰难的抗争,但是也要看到,它一直游离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边缘:它可以既是民间的也是官方的,既是协会的也是反协会的;它两面通吃,缺乏坚定的立场。当它在官方碰壁它就大骂官方,当它在民间得不到拥戴它就又媾和于官方。它或许有点自由精神和批判意识,但完全缺乏对事物或存在整体的认识,只会逮住人拍,好像人就是一切,好像拍一下贫下中农就证明了反抗意识,而在政府宣传政策的放松和摄影的反叛创新之间始终有回旋的余地。“人民”对应的是红色摄影,“平民”对应的是纪实摄影,纪实摄影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但是,“纪实”几乎是和“人民”一样具有统治意味的过时词语,这是被红色现实主义社会允许翻译并广泛使用的词汇,所有鲜活的个性、差异都被简单粗暴地概括,现在人们一看到过去的记录性照片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纪实”。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从肤浅到肤浅的遗传,在失去信仰者眼里,貌似能看到的那些东西就叫历史,历史就是“纪实”。但热衷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它的红色本质,它的集体无意识。纪实好像很在乎真实,但你能拍什么能说什么早已被划定了界限。你可以纪实,就是没有多少惨痛的“现实”,惨痛的现实只是用来感动平民,用平民的惨痛来感动平民,到此为止。那些到今天都无法展示的历史记录性摄影叫不叫纪实?纪实的内涵非常平民、亲民、表面。官方协会谈纪实,标榜反官方宣传模式的人也谈纪实,然后你们一起谈,如此“纪实”早已是一个权力系统中暧昧无比、混乱不堪的概念。所以,只要有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谈“纪实”、“百姓”、“人”、“人性”,就是不谈残酷的现实,当然就是和意识形态混为一体,平民意识全是奴性意识,真话全是假话,过时,陈腐,左右逢源,逃不出圈子。


“纪实摄影”是一个远远滞后于当今世界摄影发展主流的概念,是一个早已被很多中国摄影师抛弃的概念,但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必要深入讨论的概念。纪实,纪录现实,纪录真实,这本身几乎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一种勇敢的美学追求,一种摄影的自觉觉醒,这应该也是在开创者那里想有的含义。但是今天我们能谈什么?那些官方或民间的会议都谈了些什么?欲言又止,自欺欺人,非常有限。今天,最好的纪实摄影都是孤魂野鬼,它在黑暗中徒劳地反抗;它不会骄傲地说:我才是“纪实摄影”。这个概念在疯狂的现实面前早已显得苍白无力。我们无话可说,我们谈百姓、谈纪实。今天的纪实摄影纪了些什么?实了些什么?强调“纪实摄影”的艰巨历程和伟大光荣对现实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纪实摄影”在我这里几乎是一个荒诞的概念,可怕的现实才配叫纪实。

总之,“纪实摄影”暧昧空洞,这个概念如今所能包含的现实极其有限,有时几乎为零。拍自己的脚算不算纪实摄影?为什么非得去拍贫下中农?难道官方主导的主旋律纪实摄影不叫纪实摄影,反抗过官方宣传的才叫纪实摄影?之所以会被混淆是因为本身同属一个权力话语体系。纪实摄影完全缺乏及物性,对弱势群体的过度关注、对事物和历史环境的深度漠视以及在权力系统中的暧昧关系依然是集体思维、平民思维,不是独具个性的创造性思维;拍出来的照片让人感觉这个国家怎么全是穷苦人,一直都是穷苦人,没有官僚没有富豪,没有权力没有资本,越看越魔幻,真不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所以纪实摄影完全可以称为魔幻摄影。为什么国外摄影师拍中国七八十年代的照片能够在中国备受赞誉、广为流传?这是因为那里有真正的“人”的视觉,事物性的视觉,有对环境和历史的珍视,不是逮住穷苦人拍,总有各色人等,总有清晰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才叫“人性”。人性不但是对人的爱、怜悯与审视,也是对物的爱、怜悯与审视,这是一种世界关联性的存在认知,尤其在一个不断被物化被人统治也被物统治的时代。所以分歧很明显,我是从哲学、世界摄影美学来谈纪实,从中国社会现状和摄影现状谈纪实,而你们是从自身经验和历史谈纪实。“纪实摄影”对你们是宝贝,但对我只是可能的玩笑或者问题之一,不是一回事。一见别人说“纪实摄影”不好就以为是不懂历史,以为是在反对自己的纪实摄影贡献,有些自作多情。我尊重并欣赏所有优秀的中国纪实摄影,但应该看到历史局限,看到就摄影本身而言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中国纪实摄影是一种混合了新闻摄影、集体思维、平民思维和现代摄影美学的时代产物,它的美学形态还相当粗糙,在构图、立意和作品的整体表现上还相当欠缺。它屈从于红色社会的权力,局限于平民思维,拍摄的内容往往很“土”,表现形式乏善可陈。中国纪实摄影的外国师傅们是布列松、寇德卡、马克·吕布、尤金·史密斯、多萝西娅·兰格、路易斯·海因、玛格南、美国农业安全局,但大多数人只看到了他们作品的社会纪实特征,却很少去真正研究他们的摄影思想。比如“决定性瞬间”,决定性瞬间之所以被我称为“最伟大的摄影美学概念”,是因为布列松始终坚守在摄影的内部,以一个精神贵族的眼光看待世界,非常注重人与事物的关联性存在。布列松摄影的超现实特征一直是中国纪实摄影界所忽视的,他们只看到光影、构图、瞬间、纪实这些浅层的理念,只看到他拍了哪些普通人,看不到布列松照片里耐人寻味的瓶子、船、雕塑、自行车、树干、楼梯。布列松没那么狭隘,他无所不拍,包罗万象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世界。而中国纪实摄影的美学理论都相当粗浅,局限于谈人、人文,即使吴家林更进一步,提出“艺术的记录”,重点也依然停留在传统记录,艺术只不过是修饰。正因为纪实摄影根本纪录不了残酷的现实,现实无法再这样浅表地纪录下去,所以才有了当代摄影艺术摄影:可以不纪实,可以反纪实,可以在“决定性瞬间”之后赶到现场,可以不去现场,可以在街道上拍,在家里拍,甚至不使用相机。当代摄影最大的特征就是远离权力系统,抛弃平民思维,摆脱纪实功能,以个体思维追求真美,进行全新的创作。有了个体思维,有了对人和事物的完整认识,无论叫纪实也好叫艺术也罢都将展现出摄影本身的独特思想和魅力。纪实摄影之所以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还想着救赎别人,还想代表正义,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从世界摄影发展来看,罗伯特·弗兰克之后的摄影早已放弃了这一努力,因为有现代新闻摄影、有报纸电视足矣,摄影早就以更自我、更自由的形式在表现社会。纪实摄影是有贡献,但远远落后于世界摄影发展。看看今天的年轻人喜欢的摄影师都是谁?森山大道,荒木经惟,马丁·帕尔,杉本博司、威廉·克莱因……非常奇怪,森山大道都80岁了,这些人其实年龄都很大,比中国纪实摄影开创者们的年龄还要大,但他们的创作持续数十年始终富有活动,富有思想。为什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是个体思维、创造思维,不是集体思维、平民思维,不是整天念叨着“老百姓”,逮住穷苦人拍。逮住穷苦人普通人拍,这种恶劣风气从八十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穷苦人普通人脸上那种羞涩、拒绝甚至愤怒对于纪实摄影师来说好像和人性没有关系,只和他关心的社会问题有关系。在这一点纪实摄影还不如风光摄影。罗森布拉姆在《世界摄影史》中将建筑和风光也归入纪实摄影,完整意义上的纪实摄影正是如此,看看100年前西方人拍摄的大量的中国建筑和风光就知道了,这正是我所说的及物性。正因为中国纪实摄影只看见人,看不见物,在这方面严重欠缺,所以古建筑旧建筑我们只能看老外拍的。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来路。纪实摄影缺乏完整的历史意识,这源于唯物主义教育对物的积极漠视,好像人是大地的主人,人定胜天,什么都可以改造。但没有物哪有人,没有祖先哪有我们。


“纪实”貌似是一个肯定性的概念,但在今天它能够肯定的东西所剩无几,它充满了回忆、感动、感慨、兴奋、对现实的不满和听起来仿佛是真话的谎言,尤其是在面对权力和利益时的谎言,所以它便成为否定。而“艺术”同样,这不过是一个过于醒目的时髦旗号,同样混乱。正因如此,“纪实”和“艺术”在我的字典里往往是否定性的概念。我一直强调,摄影既不是纪实也不是艺术。纪实太“实”了,它的空间和思想力量有限;艺术往往不食人间烟火,花拳绣腿,陷入迷途。这些都是因中国摄影整体的混乱现状而谈,新鲜时髦的意识形态和陈旧腐朽的意识形态同样不堪,所以才写了给青年摄影师的建议、给老年摄影师的建议。这是一种完全独立的个人思想。我们需要思考学习的东西还很多。阿杰特是纪实的,可他也是超现实的。克莱因是街拍,可他拍下的是文明的癫疯。这样的摄影,是我认为的伟大的摄影。概念并不重要。而今天的中国摄影,是纪实摄影和艺术摄影的自说自话,风光摄影和景观摄影的自说自话,人体摄影完全闭嘴,死路一条,此路不通,艺术拼命模仿,纪实故步自封,到处嘤嘤嗡嗡,没有真正的沟通,关起门来自己嗨,混乱一片,如此很难走向世界。

今天的问题不是纪实的问题或艺术的问题,是可怕的现实问题,摄影的乱象问题。所以我不会固守一个点谈问题,比如像胡武功一样谈纪实摄影就是人性表现,这在我看来很浅:人体摄影也是人性表现,为什么我们不能公开地谈谈?这样的谈论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纪实摄影委员会”谈的东西有什么区别?谈论的现实、概念、思想都太空泛太单一。简单的善恶对错判断一直是当权者用来打压异己的粗暴工具,也是不思进取者的秉性;而严肃的思想永远是“复调”或“星丛”,它拒绝单一,它反抗传统的工具理性和浅薄美学,它谁也不代表,它要是代表平民,它就依然有可能沦为帮凶,不是意识形态明的帮凶就是暗的帮凶;你平民我亲民,稀里糊涂,难以分清。艺术家代表不了任何人,如此他才能真正独立、自由地思想。此前的文章,我写了“当今世界摄影的主流是更艺术更当代”,但我也写了“不为潮流所动,去拍自己内心的东西”,有智慧的人自然能读出其中真意,不会非黑即白,二元思维。我倒是很感兴趣,为什么这样一篇主题多元的文章,有人偏偏只对“纪实摄影”感兴趣?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森山大道,吴家林,陈小波,吴平关,于坚,还有你?一个思想的星丛;不是一个问题,是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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